开元盛世名词解释,唐朝“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是区别是什么

一、时间、皇帝不同 1、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 2、开元盛世或称开元之治，是指唐朝在唐玄宗治理下出现的盛世。 二、原因不同 1、贞观之治是因为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使得政治清明，社会经济繁荣，由此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2、武则天以后，唐朝政局动荡，直到唐玄宗即位，才稳定了局面，使政局为之一新。唐玄宗统治前期，农耕技术有很大发展，手工业发达，丝织技术高超,饮茶之风也在全国范围盛行。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历史上称为“开元盛世”。 三、局面不同 1、贞观之治时唐太宗重用人才，虚怀纳谏，得人善任，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唐太宗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 2、开元盛世由于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使得大唐天下大治，经济迅速发展。此间的唐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人口也大幅度增长，天宝年间唐朝人口达到8000万人，国家财政收入稳定。 商业十分发达，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城市更为繁华，对外贸易不断增长，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商贾云集，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身穿不同的服装来来往往，十分热闹。唐朝进入全盛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顶峰阶段。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贞观之治 百度百科-开元盛世

“贞观之治”是唐太宗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
唐太宗继承唐高祖李渊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开元盛世是指唐朝在唐玄宗治理下出现的盛世。
唐玄宗治国之道以道家清静无为思想为宗提倡文教。唐玄宗在政治上任用贤能，改革官职，整顿吏治，励精图治，使得唐中期的朝政趋于稳定。为以后经济的发展和恢复奠定了基础。

1、都是在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时出现的

2、统治者都注意调整统治政策

3、都重视生产技术的改进。


太平盛世的标志是不但国家的财政收入多、富人的收入高，更重要的是看人民的富足程度，尤其要看农民（平民）的富足程度，以及社会的开明度、思想自由的程度等。

从时间纬度上看：中国历史上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仁宣盛世以及现代中国的盛世等。

文景之治是指中国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秦末农民战争及后来的四年楚汉之争，社会动荡不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致使西汉初年，社会经济非常贫困。文帝刘恒、景帝刘启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劝解朝中百官关心农桑。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他们提倡节俭，并以身作则。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没有什么增加。他修建自己的陵墓，要求从简，不许用金银等装饰，只能用陶瓦。文帝刘恒采取“轻徭薄赋”与“与民休息”的政策，同样重视农业，鼓励农民生产。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出现了中国皇权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盛世。

贞观之治是指中国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话说唐高宗的大儿子李建成与四儿子李元吉是一伙的，二儿子他李世民与李元霸是另一伙的。由于李世民立下大战功，李渊承诺让他当太子。李建成手下可不愿意了，他的手下魏征建议他要尽快干掉李世民，不然就会被李世民干掉。李建成碍于兄弟之情下不了手，当这消息传到李世民那里，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将李建成一伙干掉了。然后告诉老头子说大哥他们要害我，我不得已将他们干掉了。老头子看这情况也没得好说的了。不久李世民迫老头子下台，老头子看大势已去，让出了皇位，自己当起了太上皇。这就是历史上的“玄武门”之变。此时李世民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要收笼大哥的最得力干将魏征。李世民要魏征做他的忠臣，魏征说忠臣不事二主，这是不可能的。李世民说你是我的手下败将，你想怎么样？魏征说你大哥不听我的话，不然问这话的是我。李世民不愧是千古一帝，听到这话不恼反而重用魏征，认为他正直，就让他做自己的谏官。在往后的工作中，魏征提出二百多条建议或意见，都是建设性的，有史记载的就有九十多条。当多年后魏征去逝后，李世民非常难过，叹曰：“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忘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书一纸，始半稿。其可识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敝。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唯见其恶，爱者止见其善。爱憎之间，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猜，可以兴矣。’其大略如此。朕顾思之，恐不免斯过。公卿侍臣，可书之于笏，知而必谏也。” 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

开元盛世，也称开元之治。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唐朝经过了百年的发展与积累，已臻於鼎盛，进入了黄金时代。开元之治是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所出现的盛世。唐玄宗在位44年，前期（开元年间）政治清明，励精图治，任用贤能，改革吏治，重视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当时经济迅速发展，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史称“开元盛世”，前后共29年。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到开元二十年，全国有民户7，861，236（最多时逾千万），人口45，431，265，比之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社会经济的繁荣的同时，文化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为后人称道的唐诗最多产于此时。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

仁宗盛治，是宋仁宗赵祯（1022年至1063年在位）时期，为数不多世人都不太了解的盛世，但从经济上论，这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时代，是经济的盛世。宋仁宗是宋代帝王中的明君圣主，在位时间最长，达42年，其间国家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安定。据传，仁宗时代宋朝的财政收入稳定于15000万贯左右，其GDP更是占全世界的80%。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青天是政治清明的产物，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的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要拿掉三司使（国家计委主任兼财政部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的宠妃张氏的伯父。包拯把奏章递上去了，仁宗也有点为难。最后他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就是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没想到包拯还是不愿意，且谏诤更加激烈。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远超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这是一个经济的盛世。宋仁宗统治时期国家人口增长了三百七十九万户，六百四十九万口男丁，增长的三百七十九万户就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嘉佑（仁宗年号）年间的税收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是清朝的6倍多，但赋税的重度却远远低于清朝。也就是说人民赚得多纳的税却少，但即使这样国家的税收仍然很多。这主要在于当时商业的高度发达。可惜他的仁政和盛世已被埋在历史尘烟中了。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1279年统一全国。大元统一全国后的疆域是：北到蒙古、西伯利亚，越过贝加尔湖，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中亚（咸海以西，察合台汗国也是元朝一部分），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总面积超过2200万平方千米。但元朝没有盛世，当时汉人都是下等人。元朝还是汉人帮忙打的天下。当时的汉人受尽金人的苦，成为金人的奴隶。有一部分有想法的人就想通过蒙古人来打败金人，以还汉人自由。于是就帮忙蒙古人武装部队，传授各种先进的技术，因为南宋已近灭亡，没有对等的实力去打败强大的金人。结果当蒙古人打败了金人，也统治了汉人，汉民族还是在外族的统治之中。蒙古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不重视农业生产等，整个国家的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也就没有经济上的元盛世，只有疆域上的元盛世。

永乐盛世。永乐帝朱棣是明朝第三位皇帝，在他的统治时期史称“永乐盛世”。朱棣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并且宣扬国威，大力开拓海外交流。永乐元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至永乐二年（1404年）编成《文献大成》，即《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永乐朝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和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明朝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以后又于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间，先后七次出海远航，经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这就是伟大的郑和下西洋。永乐帝在位期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但由于朱棣是夺取了侄子朱允文的皇位，从而在历史上盛世与他不沾边。《永乐大典》和郑和下西洋却说明当年国之昌盛。当年的也海军是世界上最强大有军队。

康乾盛世，这是没落的盛世，康乾盛世”是满清奴隶文化下歌功颂德式的产物，其竞不如明末之中国，中国经济、科学、政治和文化在此期间全面倒退。此外，自古以来，中国只有治世，无盛世之称，唯有清朝妄称自我盛世。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是主要因素。康熙时期中国人口突破1亿，乾隆五年清查人口时，全国人数1.4亿，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已经超过2亿人，乾隆五十五年突破3亿大关。但是，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和人口素质提高同步，中国人在清代的黑暗统治中渐渐失去了活力。并且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饥民、流民现象开始频繁起来。使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人口失去了增长的空间，从而严重制约了工业化进程。这康乾时期也是现代影视作品宣杨最多的时期，从而在世人的心中有比较高的认知度。

同治、光绪时期，不能称为盛世。同治光绪之前，中国与世界贸易不平衡，中国产的茶叶，瓷器大量外销，真金白银不断流向中国。当时林则徐虎门销烟，轰动一时。其实当时林则徐销的烟是清朝付了银子的，烧的是自己的银子。据说后来林则徐发现禁烟、销烟要出银子，且国人将鸦片当成药吃，没法禁了。于是就想了一个万全之法，在云南、贵州等地大量种植粟罂。当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量种植粟罂，然后销售中国，以换银子。当中国开始生产粟罂后，就不用进口英国的粟罂了。此时，英国人却不干了，因为这样赚不到中国的银子了。英国人在此时作了改变，干了一件到现在还让中国人后悔的事：就是“生产茶叶”，从此茶叶不用从中国进口，此茶现在已占世界茶叶贸易的约80%的份额，就是“立顿”。

现代盛世。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世人都说将在不久的将来超越美国，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有人说中国的人均GDP都在100名之后，中国还是很落后，谈第二没有意义。其实谈总量还是有意义的，话说有一帮大陆富人去欧洲旅游，在某国购物，LV包不到十分钟就被中国人抢购一空，当只剩下一只包时，有两个人在抢，都说是我先来的，我先拿的，理应我先买，最后竟然打了起来。买以万元为单位计算的东西时的出手速度与气势可见中国人的富裕程度。可以想象一下，当中国的人均GDP占到全球第一时，情形将会是这样：一中国人出国游玩，看中一LV店，马上要买下来，店主开价500万美元，中国人说：给你800万美元，今晚就给我搬走。所以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世界第一时那富裕程度是无法想象的。

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出现的清明政治，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 一、背景 唐初，由于隋炀帝造成的大乱，隋朝留下了破坏严重、民生凋敝的局面。北周“留给”隋朝690万户（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而且没有大的战乱。 而隋炀帝造成天下大乱，人口锐减，隋朝“留给”唐朝200余万户，内外众多强敌、破坏空前严重的烂摊子。李渊李世民统一中原与南方，为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 二、主要人物 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 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衣食有余，安居乐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唐初赋税徭役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力役征发，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农时。 对灾区免除租赋，开仓赈恤。另外还紧缩政府机构，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并通过"互市"换取大批牲畜，用以农耕。 扩展资料一、主要影响： 1、确立制度 贞观年间，经太宗的苦心经营，延续了隋代的多种政制，如三省六部制、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常平仓制等，堪称完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2、政风沿袭 太宗施政有方，选贤问廉能，克己纳谏，成为一种良好的政治风气。 3、用人唯才 太宗用人唯才，不问出身，且重修《氏族志》，以功臣代世胄，科举代门第，逐渐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门第的风气，世家豪族轮流掌政的恶习，广开平民高仕的机会，清除旧社会的观念，缓和了社会矛盾。 二、唐太宗的故事 李世民是李渊与窦皇后的第二个儿子。在他之上有大哥建成，之下有三弟玄霸、四弟元吉。及至他长大，果真风度翩翩，是当时天下有名的“太原公子”。 公元615年，李世民十六岁，遵父命娶名门之女长孙氏为妻。长孙氏即是后来极富盛名的长孙皇后。据史料记载，当时在他身边，集聚了大量的有才华的人。 与他的兄弟相比，他的确是位早熟的政治人才。此后，李世民经常出征，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破李轨，杀薛仁杲（薛举之子），败刘武周，在虎牢之战中，一举翦灭了当时中原两大割据势力：王世充和窦建德。 李世民自此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进入长安时，受到部分军民以皇帝礼仪的招待。随着他声望日盛，李世民与他兄弟之间的关系也逐步微妙起来。 此时他的四弟元霸已死，大哥建成与三弟元吉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他们几次密谋杀害李世民，但都没有成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开元之治是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所出现的盛世。唐玄宗治国初期，以开元作为年号，那时玄宗励精图治，并且任用贤能，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史称“开元盛世”共29年。

瓦子在宋代大兴，它的出现标志着一场城市生活、城市景观变革的完成。在宋代以前，城内街道上一律不准开设店铺。晚上街上会实行宵禁。变化始于唐朝末年，到了北宋，商家街头买卖既成事实，皇帝下诏，承认现状。于是，大街上店铺栉比，熙熙攘攘。在大城市里（比如开封），一类固定的聚会玩闹场所也在热闹地点出现。这种固定的玩闹场所就叫“瓦子”。

交子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发行于北宋1023年的成都。

澶（chán）渊之盟是北宋与辽经过多次战争后所缔结的一次盟约。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

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明朝永乐盛世，清朝康乾盛世。
所有的共同点:经过战乱时期朝代大统一以后，开国的帝王修养生息，任用能臣良将，国家边防无忧，接替的帝王也励精图治，因为统一的时间不长，土地经过重新划分，兼并不严重。大部分老百姓可以安稳经营自己的生活。上层大的利益集团还没有形成，中央对地方控制加强。而且刚经历战乱不久，人心图志。社会发展很快。

　　1. ”文景之治” - 首先是汉初的”文景之治”, 这段时期算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好时期, 文帝, 景帝奉行黄老之道, 讲究无为而治,即政府不过多干预经济, 让老百姓自由发展.所以大家觉得负担轻, 框框少, 日子好过..
　　2. ”武帝盛世” - 接下来应是”武帝盛世”, 但其和文景之治刚好相反, 武帝好大喜功. 连年征战, 虽大汉威名远播. 四海臣服. 但百姓过得不轻松.且武帝干预经济, 所有赚钱的生意如盐, 铁都要自己做, 搞垄断经营, 典型的与民争利. 不过, 这段时期大汉在邻国面前的确威风八面. 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对外强硬时期. 说盛世也不为过.
　　3. “昭宣中兴”- 汉昭帝和汉宣帝则既不象文景那么柔,也不象武帝那么硬. 比较平均, 对内讲法制, 体恤百姓疾苦. 轻傜薄赋. 对外也打仗, 但规模不太大.“昭宣中兴”算得上好时期.
　　4. “光武中兴”-光武帝建立政权前很会打仗, 但当上皇帝后却尽量避免战争. 以柔治国, 和文景一样, 百姓日子好过, 但对外比较软, 不过凭借西汉打下的威风, 邻国倒也不敢侵犯.
　　5. “明章之治”-汉明帝与汉章帝在东汉算是不错的皇帝, 但”明章之治”比起前朝的”文景”, “昭宣”就差了不少,时间也短一些. 至此, 汉朝的盛世算是结束, 中国进入了一个长达400年的混战时期. 基本没有盛世, 虽在西晋有过短暂的统一发展期, 但西晋朝王朝极其腐败, 和现在有得比, 相信百姓的日子不会好过.不过, 这期间有一些局部的, 小的盛世, 如:
　　6. “元嘉之治”-指南宋文帝时期有过短期的发展期, 虽不能与前面几个盛世相提并论, 但相对于当时天下纷争, 这也算是难得的好局面. 400年的战乱结束后, 中国开始进入了又一个大场面.
　　7.“开皇之治”-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并迅速拔乱反正. 国家马上走上正轨. 而文帝厉行节约, 并以身作则, 实在是当今贪官的一面好镜子. 不过百姓日子虽然好过, 但由于文帝猜忌心重, 大官反而提心吊胆, 过得很不踏实.
　　8. “贞观之治”- 这应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李世民能文能武, 治国方面发展生产, 轻傜薄赋, 与民休养生息, 百姓的日子迅速好起来. 而更难能可贵的是, 在政治上颇有民主风气, 听得进不同意见, 不会因为刻意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地位而护短. 如在当代做领导人, 定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在国际上, 四面出击, 逐渐建立了大唐的领导地位, 而在打败对手之后, 并不赶尽杀绝, 能以比较平等的方式对待其他民族, 民族矛盾比较少. 各国都承认唐朝的大国地位, 这很象今天的美国. 只是三征高丽, 居然没有取胜,
　　有点遗憾.
　　9. “开元盛世” – 承接前面太宗, 武周留下的好局面, 继续发扬光大, 将唐朝的盛世推向高峰. 玄宗各方面也象太宗. 只是后半段经安史之乱, 迅速破产. 李隆基的名望也大打折扣.大场面结束了, 中国又进入了一个纷乱的五代十国, 不过也有偶尔的好时候.
　　10. “长兴之治” – 这是一个很短的时期, 前后才八年,但在五代那样的一个乱世. 有这么一个时期, 很难得,后唐明宗李嗣源虽没文化, 但人不错. 纷乱过后, 中国进入了统一的时期.
　　11. “咸平之治” – 指北宋真宗时的一段小康时期, 北宋经济非常发达, 文化也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 物资, 精神文明都搞得不错. 只是武力太弱, 只能向邻国割肉以维持和平, 从此中国再无汉唐的国威.
　　12. “永乐时期” – 明成祖朱棣文治武功算是不错, 百姓生活还算可以, 对外五征漠北, 打出了国威, 同时积极与外界沟通, 郑和下西洋的规模比汉朝的张骞通西域,唐朝的三藏西天取经都大很多. 只是好象历史上没有一个特定的”永乐之治”或”永乐盛世”的称号.
　　13. “仁宣之治” - 仁宗和宣宗是有名的仁慈守成之君, 百姓安居乐业, 仁宣很象汉代的文景. 但时间短.
　　14.”弘治中兴” – 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大多懒惰昏庸, 但明孝宗朱佑樘算是个例外. 勤政爱民, 把走向没落的明朝向上拉了不少. ”弘治中兴”名符其实.
　　15. “康乾盛世” – 康熙, 庸正, 乾隆真有两下子, 这么大版图的一个国家. 居然能这么有效的治理. 这一点,汉唐都有所不如. 对外基本没有败仗, 对内百姓生活也基本可以, 不过, 毕竟是亡国奴生活, 遭受歧视, 受气是免不了的.

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是伴随着感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心理过程的一种共同的心理特征。注意，通常是指选择性注意，即注意是有选择的加工某些刺激而忽视其他刺激的倾向。它是人的感觉(视觉、听觉、味觉等)和知觉(意识、思维等)同时对一定对象的选择指向和集中(对其他因素的的排除)。人在注意着什么的时候，总是在感知着、记忆着、思考着、想象着或体验着什么。人在同一时间内不能感知很多对象，只能感知环境中的少数对象。而要获得对事物的清晰、深刻和完整的反映，就需要使心理活动有选择地指向有关的对象。

历史：汉语词语，含义有三：
1.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进程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
2.沿革，来历。
3.过去的事实。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应该消失。历史的问题在于不断发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1] 历史是延伸的。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
中文名
历史
外文名
History
简 称
史
类 别
文化 轨迹

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指反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社会改革，并以这一改革对旧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与社会心理所带来的强烈冲击为基本主题的文学。发表于1979年的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是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

1. 概述

《平凡的世界》
改革文学在它的发展初期，侧重揭示旧体制的种种弊端，强调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感应着时代的节奏，改革的每一步进展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及时的反映。叱咤风云、大刀阔斧的“开拓者”与保守势力的尖锐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改革文学作品的基本框架。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作家们反映改革的视野更加阔大、眼光也日益深入；在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同时，作品更注重剖析在改革中日益显露出来的国民身上的落后的文化因袭，表现改革对人的传统价值尺度的冲击，揭示商品经济冲击下旧有生活方式的逐渐瓦解，以及所有这些在人的心灵上产生的强烈震动。这既是改革文学的深化、也是文学使自己不再附庸于政治的一种努力。张洁的《沉重的翅膀》 ，贾平凹的《腊月•正月》 、 《浮躁》 ，蒋子龙的《开拓者》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是改革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2. 动因

蒋子龙
众所周知，中国自1978底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这就是风骚一时的'改革文学'，其开篇之作，是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土地”，因而1979年后，土地承包和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在农村掀起了一次经济和精神上的巨大变革。许多敏感的作家便抓住拥有土地支配权后农民的新状态进行了大量的创作。

在这期间，农村改革小说的代表作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 、张一弓的短篇小说《黑娃照像》 、张炜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 、蒋子龙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 、贾平凹的中篇小说《腊月．正月》 、《鸡窝洼的人家》等。

纵观农村题材的改革小说，可以发现初期作品往往是简单的“一片光明”，随后一些作家开始致力于揭示农村改革中所受阻力并剖析其产生的原因，一些优秀之作甚至触及到在改革中发生变异的中国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层面。这一过程，是不断深化的。

如早期出现的短篇小说《乡场上》（1980,8）讲述不再靠借贷度日的农民冯幺爸，终于挺直了弯了多年的脊梁、《黑娃照像》（1981,7）表现有了一定经济能力的农民对精神地位的追求；其后出现的一些作品则开始展现改革的阻力，如《秋天的愤怒》塑造了俨然一方宗主的农村干部肖万昌的形象、《燕赵悲歌》在农民改革家武耕新头顶上设置了重重关卡；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改革的阻力则不仅来自于国家政体的一些弊端，农民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下自身形成的顽固惰性也是阻碍改革的重要原因，如《腊月正月》中描述了乡儒韩玄子对“致富“后的王才不可理喻的百般刁难－－前者与后者从前并无任何矛盾，他之刁难后者表面上看来只是出于对“奸商”发财的不满与嫉妒，对自己地位受到侵犯的担忧而已，但实际上则反映出中国长期以来宗法制社会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心理，在面对新的社会体制时因感受到强烈的冲击。

3. 思想困局

改革文学--《花园街五号》

所谓“改革文学”，堪称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纪念碑。比之“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朦胧诗”、“先锋文学”等，它或许不是最显眼的，但它同改革的关系是最直接的。之所以称其为纪念碑，是因为就文学创作而言，它已成为历史———使命与野心达成，意义归于历史。

1979年前后，得意识形态的长期倚重，文字的分量一直很重（或者叫文学的分量），在那个时候，它意味着能“说话”，它是政治生活中的一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敏感的作家们站出来发言了。

以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先声，一般文学史上称之为“改革文学”的写作拉开了序幕。之后，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 、张洁《沉重的翅膀》 、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 ，柯云路的《新星》等小说发表，影视再发力，“改革文学”引起哄动，自不待言。

“改革文学”的路数基本一致：虽然官僚主义问题很大，但是英明的主人公基本上能克服重重困难，并取得阶段性胜利，即使要面临更大的风雨，也要强调主人公那种打不倒的顽强精神。小说对“胜利”基本上充满了不屈不挠的热情。这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会情绪，基本吻合。

应前文所说，文学也充当了判断责任的角色，它认定官僚主义应该对社会挫败负上主要责任，它热烈拥护行政资源的再分配。当然，也可以理解，狂喜与谨慎是政策解冻下的本能反应。

“改革文学”在创作手法上，无疑也受这种基本判断的左右，仍然是大众文学的路子，比如打造乔厂长、李向南等典型人物时，注意插科打诨，并突出了他们的英明果断，处理不合作、捣蛋人士时，仍然有脸谱化的毛病。他们小心地不脱离群众，谨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训令，有选择地批判过去。由整体用词布局来看，“改革文学”的写作者仍然偏爱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有些文史家称之为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应该说，“改革文学”，其思维方式是陈旧的，但其所含的“希望”是新鲜大胆的，尽管这种希望仍然由乐观历史进化论所催生，但它至少表明了与过去决裂的勇气与决心，它能安慰那些劫后余生的心灵，它对官僚制度的批判也不无道理，它为打破体制僵局营造了强大而积极的舆论。“改革文学”的作者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仍然当得起勇士的称号。
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体制改革仍就需要探索，但最起码，它已不再需要由文学来引路或突围。情绪让步、理性登场———这对社会文明的进程来讲，无疑是一种进步。

4. 路遇尴尬

改革文学--《大风起兮》
改革文学的尴尬之一表现在如何塑造人物方面。既然是弘扬主旋律的主流文学，就必须遵守一条“潜规则”：作品要歌颂的主要人物不能有所闪失。所以《大风起兮》中的几位主要人物都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仅没有腐败行为，在人格、道德方面几乎也没有任何可挑剔之处。连在文革之前就已赴港、后又回乡创业的工业区副老总杨飞翔，也不仅一改过去的金钱观，在经济的大潮中稳守自己的节操，而且连好追逐女人的毛病也改掉了，对一位风流女子阿笑（在杨之前已和多位男士有过关系）一往情深起来。这又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人们在金钱、情欲方面的道德滑坡是人所共知的，何以这个开发区的人们个个如圣人般不受污染？二十世纪之末，还在中国的一部长篇小说中出现这种“高大全”群像。
改革文学的尴尬之二，是由于国家体制内的中国作家享受着终身制和专业化待遇，他们大都生活在远离改革现场的特殊生活圈内，对于真实的社会生活多有隔膜，即使有时候“到下面”走一走，体验生活，但也只能是在生活的表层走马观花，并不一定知道实际的社会运作过程和操作方式，所以很难写出改革过程的复杂性、多变性，比如许多政策性操作背后的潜规则、潜操作可能远超出作家的想象。《大风起兮》同样也遭遇了这一尴尬，作品正面描写工业区的建设过程不够，尤其是缺乏生动的细节，颇有苍白之感。笔者没有统计，但阅读印象中这一部近40万字的作品，可能有三分之一还多的篇幅用在交待人物的身世和经历，以及深、港等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即使一些次要人物，作者也要费尽笔墨详写其个人经历。交待人物的背景固然对刻画人物性格有好处，但作为改革小说，更应该把人物放在改革的过程中去，用当下的行动来证实其个性。作者的写法显然是为了弥补对现场、对当下生活了解的不足而做出的迂回策略。

单凭作家个人的主观努力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此类文学既然不愿离开主旋律，就必须有明确的政治规范，因而必须在特定的思想框架内进行构思和语言运作，作者唯一可灵活处理的地方只是书写策略问题。《大风起兮》的策略性清晰可见，作者在策略选择的过程中已经尽力留下了可供“真实”栖身的语言空间，但最终不尽如人意，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正如书中多次写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作者意欲向读者展现一幅波澜壮阔、高昂宏伟的改革交响诗，并为此做了所能做的巨大努力（笔者身在广东，对陈国凯先生艰苦写作的事迹有所耳闻，也至为敬佩），但毕竟大风何以“起”、又何以“变”而为席卷一切的飓风之内在动因，作者多次欲言又止。这是不能全怪作家的，最终有赖于外部书写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改革中的个体人物也许或多或少存在着精神和人格的缺陷，但改革的二十多年实践已经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总体成就是难以估量的。广东作家敢于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抒写当代改革的大文章（如陈国凯的《大风起兮》，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 ），即使存在着不尽人意之处，但也显示了某种勇气和文学理想，这是广东这片改革的热土向本土作家们提出的要求。这较之许多内地作家根本不写当代生活，而纷纷去挖掘那些封建时代或民国时期的坟墓里的僵尸，并不见得就低人一等，从而又低文一等。

5. 探索开拓

改革文学--《大潮》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日子里，读潘强恩先生的长篇小说《大潮》 ，别有一番感慨。这是一部厚重而具有亲历性的作品。作者通过描述新丰村农民自发探索股份制的故事，表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作者曾是在改革的风口浪尖上的农村党支部书记，自己就是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可以说，这部小说具有自传体的色彩，当然小说并没有拘泥于自传，而是描写中国农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也会被我们当做新一代农民的创业史来读。小说主人公姬振盛的形象，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农民创业的形象。现在，农村题材的小说很多，但像姬振盛这样自觉探索思考中国农民当代命运的文学形象并不多见。上个世纪中叶有一部重要的作品《创业史》 ，表现了新中国农民获得土地，掌握自己命运的激动。到了改革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则让我们从农民致富心切的渴望中反思历史。而今天的《大潮》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在当今世界发展格局里的创新精神。通过姬振盛这个形象，我们感受到农民掌握先进文化，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热情和力量。在潘强恩笔下，农民并不像过去的小说中那样，仅仅朴实善良、麻木不仁、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而是具有更多理性思考的自觉。姬振盛在带领农民致富的同时，能够想到寻找一种指导实践的理论，真是农民形象的一种了不起的进步。小说中，大量描写主人公对理论的追求与思考的细节，并非一种图解，而是融入到人物精神之中，成为人物性格内涵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描写启示着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新农民”形象的特质。

很显然，这部作品与中国改革文学一脉相承。改革文学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以长篇小说《新星》为标志。李向南的形象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他的改革模式与现实的真实有相当大的距离。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李向南模式的虚幻性、不可操作性，甚至与历史进程完全不同。我们不能对作家求全责备，当时的实践只能向作家提供这样的认识。读《大潮》，我们发现这种虚幻不可操作的色彩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真实的可信和可操作的模式。我们知道，《大潮》中的姬振盛模式，有着曾引起改革者关注的“万丰模式”的坚实基础。“万丰模式”当年曾引发了姓“资”姓“社”的大讨论，现在则可以看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勇敢探索——股份制在今天已被普遍采用。我们愿意说《大潮》也是中国改革文学的一次深化开拓。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中，广大文学工作者先后创作出一大批反映改革开放火热生活的文学作品，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下近三十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革，许多作品在广大读者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

6. 发展史

改革文学--《沉重的翅膀》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改革文学”曾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种文学现象。随着农村实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城市开始经济改革，“改革文学”也应运而生。1983至1984年间，描写社会改革的作品大量涌现，形成了一个创作高峰，在社会上颇为轰动。

1979年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是“改革文学”的发端，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英雄形象，“乔厂长”也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之后的改革小说中，出现了类似“乔厂长”的“开拓者系列”，如《改革者》（张锲）、《跋涉者》 （焦祖尧）、 《祸起萧墙》 （水运宪）、 《三千万》 （柯云路）等等。还有一些作家对种种社会弊端予以批判和揭露，剧作家沙叶新与李守成、姚明德合作的戏剧《假如我是真的》就是这一类的代表。高晓声的视角比较独特，他一直关注着普通农民在新时代的变化。他笔下的李顺大、陈奂生都是农村的小人物，作者为他们生活上的改善而欣慰，也对他们思想上因袭的落后的东西给予温情的嘲讽。

1981年底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问世，标志着“改革文学”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关注改革对整个社会尤其是人的思想、道德、伦理观念带来的变化。影响较大的有长篇小说《故土》 （苏叔阳）、《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男人的风格》 （张贤亮）、《新星》（柯云路）及中篇小说《老人仓》 （矫健）、 《鲁班的子孙》 （王润滋）、《秋天的愤怒》 （张炜）、《腊月•正月》（贾平凹）等。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以农村青年高加林的悲剧，深刻地写出了商品经济对传统农村文化的冲击。

1985年以后，“改革文学”在题材、视角上更加多元化，初期的理想主义色彩逐渐淡化，作为一种新思潮、新现象的“改革文学”已经结束。但是，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仍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