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试验,细菌的动力试验是怎么做的 可以详细点 谢谢

如果只做动力，使用半固体琼脂即可，每个小试管2.5ml，高压灭菌冷却后即可使用。
用接种针挑取你所要检测的细菌，然后垂直从半固体琼脂表面插下去，插到离小试管底部只有5mm左右时再垂直抽回来，即做一条穿刺线，这样就完成了接种。
放在37度培养箱中培养18-24小时可观察结果（部分细菌培养温度不同，由细菌的性质决定），如果穿刺线清晰，未扩散，则表明动力阴性。如果穿刺线模糊，侧光看可明显观察到穿刺线周围有扩散生长的痕迹，则为阳性。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组建了大批生化武器的研究、生产和作战部队，在惨无人道的兽行实验中，那些踏上“死亡之旅”的中国战俘们被抹去了姓名，一律被称为“原木”。
1936年，日本天皇密令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在中国建立细菌部队，其中代号为满洲第731部队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由细菌武器的代表人物石井四郎为部队长。
没有幸存者的揭露，只能从缴获的档案和一些老兵的披露中寻找真相。
从1937年至1945年，石井四郎和他的部下在这里进行了几乎所有令人谈之色变的细菌研究，包括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结核菌等烈性传染病。
战俘们被抹去姓名，一律称为“原木”，他们一个个被注射了各种细菌后痛苦地死去，有的甚至被拖上手术台，活活被解剖。
战后据日本战犯供称，从1940年到1945年，仅“731”部队就杀害了至少3000人。
1937年12月济南沦陷后，泉城的儿女就生活在日寇铁血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日寇为了强化法西斯统治，于1940年在千佛山脚下建立了“救国训练所”，专门关押被俘的中国军人和无辜百姓。
《中国战俘》的作者朱建信介绍说，随着日本侵华战争步伐的不断加大，对山东广大地区进行的“扫荡”频率越来越高，力度越来越大，它俘获的战俘还有一部分军政人员，数量越来越多，这个救国训练所的容量非常有限，1943年3月，日军又在济南西北郊官扎营附近，建起了一座大型集中营，取名“新华院”。
“新华院”是个迷惑视听的名称。当年的“新华院”壕沟环绕、电网林立，荷枪实弹的日军遍布其中，无数的警犬日夜嚎叫，令人毛骨悚然，这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杀人魔窟。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新华院”日寇迫害战俘的罪恶，我们来到山东潍坊的寒亭，寻访一位1940年参加抗日游击队的老战士，他于1943年10月被日寇抓进“新华院”。
在一排简陋的平房前，我们敲开了老人的家门。
现年89岁的原抗日游击队队员朱文斌告诉我们说：“新华院”确实是阎王殿，墙3米多高，墙顶上安着电网，墙外边安着铁丝网。我在里头待了100多天，死亡人数过千，“新华院”停尸房周围的地方，老鼠太多、太大，我是身体比较好的，经常去抬死尸，老鼠不怕人，你去抬死尸它躲开，你走了，它过来。
有位老人叫乔苏，当年在泰安的泰山中学教书，1944年9月，21岁的他被日本宪兵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抓了起来，一个月后，被押送到济南“新华院”。
现年82岁的原泰山中学教师乔苏回忆说：如果你不好好劳动，或者你有点病，稍微的身子不好，“他妈的！”他就骂人啊，就送你进“病栋”里去，谁都害怕，送到“病栋”里去的人很快就会死掉。“病栋”里边我倒没有去过，但每天你能看到“病栋”里往外拉死人。那年严冬，死人特别多，一个马车拉6个人，12只脚，拉出去就埋到万人坑。
在济南市档案馆，我们查到了日军进行细菌实验的档案。济南的日军细菌部队先设在济南市经6路大纬6路，1942年迁至经6路纬9路，对外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部”，又称“日本陆军防疫处”，代号为第1875部队，日本陆军防疫处的这座大楼曾是日军的陆军医院，当年，1875部队曾在这里多次进行细菌试验和活体解剖实验。
朱建信介绍说，“新华院”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在济南的另一支细菌部队提供活体研究标本，注射细菌，而最惨无人道的就是活体解剖。
一个当年在这支部队担任军医的日本人竹内丰交代，在侵华期间，他主要从事霍乱、伤寒菌的研究，并多次用活人进行实验。
竹内丰说：“1943年8月，我从日本济南陆军医院内科调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从事制造作战用的恶疫生菌工作。这是上级的命令。在我去前，他们就要来八路军俘虏11人，用9人接种感染伤寒菌。我去后对另外两名俘虏接种了鼠疫菌，为观察他们内脏感染病理反应，我们就对他们进行活体解剖。”
仅仅一个月不到，竹内丰就与另一个叫木村的军医活体解剖了11名八路军战俘。
据调查，日军在侵华期间共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细菌战，除了鲁西霍乱作战，另外4次是1939年的中蒙边境的诺门罕细菌战，1940年的浙江衢县、金华鼠疫战，1941年的湖南常德鼠疫战和1942年的内蒙五原的鼠疫战。
石井四郎多次说过：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只能依靠细菌战。因此，日军在中国广大地区作战时，就频频使用这些细菌武器投入实战。
细菌战问题研究者秦一心介绍说，日军1875部队旧址是同731部队齐名的一个细菌部队，它曾经用新华院的八路军战士，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做活体解剖，用来生产细菌武器，它产生的细菌武器，在山东的卫河流域，馆陶、临清一线大量释放，造成了我抗日根据地的20万军民的惨遭无辜伤害。
地处卫河流域的临清和馆陶，是当时山东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日军为了消灭这里的抗日力量，决计从这里下手。
1943年8月，鲁西作战正式打响，日军将这次作战代号为“霍乱作战”。
日军在济南的1875细菌部队，是实施这次细菌战的部队之一，日军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细菌武器的效力，使出了毒辣的一招。
此时，正值汛期，鲁西普降大雨。卫河、漳河、滹沱河的水位迅猛上涨。8月下旬，日军第59师团的师团长细川忠康命令扒开卫河大堤，霎时，汹涌的河水如脱缰的野马咆哮着冲向河西的低洼地带，随水而来的霍乱菌幽灵般地潜入千家万户。
此次“霍乱作战”是日军在山东也是在中国实施的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造成山东、河北、河南数十县洪水泛滥，霍乱流行，从8月下旬到10月下旬，共有22万多名中国军民被夺去性命。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常德不仅是陪都重庆等地区的战略门户，也是大后方粮食供应的中转基地，为了以最小的代价摧毁常德，日军阴谋用细菌战来达到目的。
1941年11月4日拂晓，一架日军97式轻型轰炸机飞抵常德上空，带有鼠疫菌的麦粒、谷子、高粱、破棉絮等杂物被撒下。
一场大难就这样降临了。
现年72岁的常德细菌战受害者何英珍回忆说：在1941年秋末冬初的时候，我家里遭受了日本军国主义投下的鼠疫细菌，使家里18口人的大家庭，在18天的时间当中，就死掉了6口亲人。
有一张老照片，照片的主人叫张礼忠，在他左边的是怀着他未出生弟弟的母亲。张礼忠万万没想到，这张全家福，竟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照片中的8口人，在日军发动的鼠疫战中，一下子失去了5个。
常德细菌战殃及周边10个县，30个乡，150多个村。
鼠疫的流行，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有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更不知道自己是日军细菌战的牺牲品。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多达2000余次。
1944年，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9月1日，日军第6方面军集中134000人，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分北、东、南三路向广西桂林、柳州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四战区12万人死守两地，11月4日，日军猛攻桂林，与桂林守军发生激战，战至11日，日军使用毒气弹，遂攻占桂林。
战斗进行当中，国民革命军第131师391团的指挥所和伤员转移到七星岩，在这里构筑工事，阻击日军，日军久攻不下，丧心病狂地释放了毒气弹，战斗结束后，人们从七星岩内抬出823具尸骨，后来合葬于普陀山的霸王坪，在他们的墓前，建有“纪忠亭”，警示后人不忘日军的罪恶。
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时期，辽宁本溪的柳塘煤矿发生了特大瓦斯爆炸，这次爆炸事故夺去了1549名矿工的生命，是世界煤炭工业史上最为惨重的一次矿难……
1942年4月26日，星期天，绵绵的春雨下了一整天，矿上管事的日本人大都在家休息，而1000多名矿工却在二把头吼叫漫骂声中进入井下。
下午2点10分，一声巨响突然从井口传来，接着，滚滚浓烟同时由茨沟、仕仁沟、柳塘等5个井口向外冒。
直到下午3点多后，管事的日本人才陆续来到矿上。
他们的到来，非但没给困在井下的矿工带来希望，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悲剧，当时的斜井采炭所长藤田渡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尚在运转的老三坑和柳塘上层矿的两部主风扇停止运转，阻止氧气进入矿井。
只是为了保存矿井，以防更大的连锁爆炸发生，他就做出了这个惨无人道的决定，造成了井下大多数矿工的窒息死亡。
2005年4月23日，在这场伤亡惊人的矿难发生整整63年以后，由本溪矿务局原副矿长、柳塘惨案调查者任成玺带领，我们深入到1000多米的地下，寻找当年事故发生的现场。[1]
这些死难者，都是些什么身份呢？
当年19岁的张洪昆是茨沟矿见习技术员。事故发生的那一天，他在井上的办公室值班，瓦斯爆炸后，他下井参与了事故的调查，成为矿难现场的第一位中国见证人。
现年82岁的张洪昆回忆说：按人数算，这次矿难在世界煤炭史上是最大的一次，是最惨重的，而且这个情况也太可恨了，下令停风，关闭了风机，没风状态了，人本来当时没有死，逃生走到半路， 走不了了，倒在那儿，又上来一个，又倒那儿，所以一路200多人摞在那地方！死了之后，这些人无家可归，连个名字都不能记录。
极少数当地有家属的遇难矿工尸体被认领安葬了，更多的血肉模糊的遇难者躯体，被集中掩埋在四坑口山脚下，当地人称之为“肉丘坟”。
据统计，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共强制役使中国劳工2000余万人，仅从华北地区骗抓强掳到伪满洲国的劳工及家属就达900万人，其中有数十万是战俘劳工，被日本侵略者称为“特殊工人”。
日本是一个资源严重缺乏的岛国，从1905年起，日本就开始有计划地搜集中国土地上的各种矿产储藏与分布的情报。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东北的经济资源，修筑军事工程，首先在东北地区采用招征等多种形式，强掳中国劳工，但这远远不能满足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于是日军又从华北、华东地区，骗抓、强掳中国劳工。
满铁问题研究者解学诗介绍说，“特殊工人”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日本把中国的战俘强制劳工化，日本侵略者把他称之叫“特种工人”，或者说成“特殊工人”。
伪满最早使用华北战俘劳工是1937年。日军占领平津后，把29军的战俘押往热河修建承古铁路，把解除武装的冀东保安队押往吉林丰满水电站工地服苦役，而大规模地强迫战俘当劳工，则是1941年。
为了把伪满建成扩大战争的军事基地，日军接连制定第一次产业五年计划，北边振兴计划，第二次产业五年计划，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急需大批劳工输入。
日本关东军请华北方面军紧急强征劳工，并于1941年4月5日，达成《关于入满劳工的协议》。
从此，华北的日本侵略者就成批地把中国战俘卖给伪满的日本财阀，每送一个“特殊工人”，华北日军当局就可以得到50元的报酬，因此，每当华北集中营的战俘快要送完时，日军又到处抓捕无辜民众，扣上“八路军嫌疑”的帽子，关进集中营再送往伪满。

实验的目的在于使用。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细菌战争危害极大，遗患无穷。1937年和1938年在伪兴安北省蒙古族部落里发生了严重的鼠疫，1940年在伪兴安北省三河附近发生3例炭疽。1940年夏，第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亲自率领一支特别细菌远征队到华中战区，在宁波一带用飞机散布鼠疫。1941年，该部队再次派远征队到华中常德，从飞机上撒播了传染鼠疫的跳蚤。1942年，当日本侵略军从华中某战区退却时，第731部队又进行了一次细菌战的远征。这些都和日本细菌部队的活动有关，致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

森村诚一，1933年1月2日生于日本琦玉县，父亲是个商人。他从中学到大学，一帆风顺。1958年毕业于青山学院英美文学系。他是英语科班出身，对欧美小说读得甚多。他最崇拜的作家是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引导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圣经”。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大饭店工作，先是当服务员，后来当上柜台主任，生活刻板而机械。但森村诚一却从大饭店中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看到了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黑暗与光明、淫荡与缠绵、卑鄙与正直、无聊与振奋……面对现实，激发了森村诚一的创作欲望。他想通过大饭店来表现社会，反映现实，倾吐自己的感情和显示自己的才华。为了写作，他毅然辞去了工作。他在35岁之前已经写出《大城市》、《分水岭》等小说。小说文笔洗炼，揭示了社会问题，但找不到出版社出版。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想在文坛上闯出一条路谈何容易。一直到森村诚一成名之后，这些小说才陆续出版，并在文坛上获得很高评价。森村诚一不愿把自己用心血铸成的书稿变成一堆废纸，他决定另寻出路。当时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正火热，他读了之后豁然开朗：反映社会问题的内容，完全可以用推理小说的形式来表现。于是他于1969年写出《高层的死角》（李重民译，群众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稿以大饭店为舞台，以饭店经理被谋杀于密室而引出一连串凶杀案。由于作者长期在饭店工作，写来真实可信，推理也十分严密。于是作品很快给予发表，并获第十五届江户川乱步侦探小说奖。从此，森村诚一成为丈坛新星而引人注目，各大出版社争相同森村诚一约稿。从此，森村诚一致力于创作社会派推理小说，于七十年代起先后写出了《虚幻的坟墓》（1970年）、《新干线杀人事件》（1970年）、《东京空港杀人案》（1971年）、《密闭山脉》（1971年）、《超高层饭店杀人案》（1971年）、《腐蚀》（1971年）、《日本阿尔卑斯杀人案》（1972年）、《铁筋畜舍》（1972年）、《异型白昼》（1972年）。《正午的诱拐》（1972年）、《星的故乡》（1972年）、《恶梦的设计者》（1973年）、《恐怖的骨骼》（1973年）、《通缉令》（1974年）、《黑魔术之女》（1974年）、《锁住的棺材》（1974年）。他每一年平均推出2至4部长篇推理小说，还写了大量的短篇推理小说，其作品多达100多部，主要作品还有《太阳黑点》、《恋情的报复》、《荒诞世界》、《催眠术杀人案》、《正义的谋杀》、《虚幻的旅行》、《“蔷薇蕾”的凋谢》、《空洞星云》。在1972年他被评选为日本推理小说最畅销书作家，并两次获得大奖，成为松本清张最有力的挑战者。在 1975年至 1977年的三年中，他先后写出的系列推理小说《人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野性的证明》轰动文坛；另一组三部曲《黑十字架》、《白十字架》、《火十字架》，也获好评。在80年代，森村诚一又写出《恶魔的饱食》。这部不是推理小说的报告文学，使他再次引得世界文坛的注目。作者用大量事实揭露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以中国人为生物实验对象来试验细菌生化武器。作品先在《赤旗报》上连载，引起轰动，出书300万册一销而空。此书的出版，日本右派视森村诚一为眼中钉，一些好心人也劝森村诚一不必冒政治风险，不要招惹是非，因为森村诚一此时已功成名就，不如写点纯技巧型的推理小说安稳度日。80年代中期，《恶魔的饱食》第一、二、三集再次修订出版。他又以推理小说的形式，写出了《新人性的证明》，以一个女翻译员被谋杀，再次揭露日本七三一部队当年犯下的杀人事实。但森村诚一毫不惧怕，他以无畏的精神表达了自己文学创作的目的：“当一个只知版税与稿酬的作家，我是无法容忍的。”“当一个作家应当关注社会问题，以反省历史来揭露社会弊端，追求人生的真谛，这才是我写作的目的，是我生存的意义。”八十年代中期，《恶魔的饱食》在他修订下出版了第二版与第三版。森村诚一又以推理小说的形式，写出了《新人性的证明》，以一个中国女翻译被谋杀，再次揭露日本七三一部队当年犯下的杀人事实，使日本右翼人士哑口无言。由此可见，森村诚一首先是一个有良知、正直的作家，所以他才能在推理小说方面作出杰出的贡献。他的推理小说不仅在题材内容上有很大的震撼力，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新颖而自成一家。

　　一本看似不起眼的日文资料，却被专家们认为是一本揭示日本细菌战的罕见物证。1944年4月，日本战败前夕也是其最疯狂的时期，日本细菌学界的精英们在日本京都开了一个会，展示了大量有关细菌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还被印刷成册。几十年后，这本日本细菌学界的研究成果被一位中国民间收藏家得到。

　　81页的日本细菌学研究摘要

　　记者在收藏家吴建勋家中见到了这本印有《第18届日本细菌学会演说及演示摘要》的资料，它和32开书本大小一致，纸张略微泛黄。总共81页的资料收录了与会者的演讲摘要122篇、演示摘要25篇。

　　根据资料封底内容，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满洲第731部队”外，还有60多个分别设在日本、朝鲜、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日本细菌研究机构。

　　活人解剖和人体实验

　　那么，这本资料里究竟有些什么呢？吴建勋找人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翻译，整理出部分内容。

　　“昭和17年(1942年)5月中旬，……发现距牡丹江市西南200公里的海林境内，从事森林砍伐及运输的作业人员中流行伴有剧烈热性麻痹的脑炎……根据昭和18年3月后的作战要求，我们开始着手该疾病的调查研究。5月中旬，从秘密联络的当地工作者那里得知该地又发现2名疑似患者，我们火速赶往现场抓捕带回。深夜，石川医生将两名脑炎患者解剖后获得一种病毒……证明为森林扁虱脑炎。”

　　“昭和18年夏(1943年)，日本长崎再度暴发小规模流行登革热。我们对患者采血后注入老鼠脑内……从而成功地进行了登革热病毒的繁衍，随后又注入到健康人体内，果然引起了登革热。”

　　活人解剖、人体实验、病毒实验……书中这样的内容还有不少。

　　罕见资料将是有利物证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在对资料进行初步研究后说，自己从没见过这样一本较为完整、系统记录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历史资料，这对民间索赔是一个有利物证。(据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高统治者下令组建的细菌战秘密部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中心。他们利用健康活人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等实验，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

　　七三一部队1932年在中国哈尔滨设立研究中心。这支部队拥有3000多名细菌专家和研究人员，分工负责实验和生产细菌武器，残忍地对各国抗日志士和中国平民的健康人体用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细菌和毒气进行活人实验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先后有一万多名中、苏、朝、蒙战俘和健康平民惨死在这里。

　　经研究证实，这个部队当时已具有可将人类毁灭数次的细菌武器生产能力，他们的“研究成果”投放战场，致使20万人死伤。1945年8月，七三一部队为了销毁罪证，在败退时炸毁了这里的主要实验设施。

　　2000年，有关专家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并公布了731部队用活人作细菌实验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别输送档案”，是该部队败退时来不及销毁而意外留下的，是侵华日军进行人体实验的直接罪证。

　　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了若干支细菌战部队，共设有63个支队，而七三一部队是他们的研究和指挥中心。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不仅在七三一部队进行，其他各细菌部队包括部分日军陆军医院都干着同样的人体实验的勾当。到1943年末，侵华日军几乎每个师团都配有防疫给水部队，以防疫给水为名进行各种人体实验活动。

　　此次公布的人体冻伤实验就是由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完成的，该部又称北京1855部队。据这个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翻译官、已去世的韩国人崔享振证实：“这支部队每年至少要用500人进行人体实验。”

　　另据原广州8604部队队员丸山茂提供，在日军侵占香港期间，大量香港难民涌入广州，广州8604部队利用难民营中缺少食品为由，向难民提供掺入细菌的食品，致使数百人死亡。

　　中国政府为保护731安达野外实验场遗址而设立的石碑

　　二战结束前，日军为消灭罪证炸毁了七三一细菌战实验基地的大部分设施，并将实验资料移交美军，后被用于朝鲜和越南战场，对战后西方细菌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七三一部队的大部分战犯至今未能受到应有的审判。

　　为永久保存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这个二战中极为特殊的标志性遗址，从2000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有关部门耗资近亿元对七三一部队遗址进行了首次全面清理，发现了300多件人体解剖用具。同时，采取措施对这个遗址进行保护，决定将其建成一座呼唤人类和平的遗址公园，并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曾深受残害的中国众多幸存者以及侵华日军悔罪者提供的大量证据证明，当年侵华日军实施的细菌战罪行累累，不容否认。

　　中国官方消息29日说，就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犯下的罪行，多年来，中国众多受害幸存者先后提供了大量证据，一批受害者及亲属曾向日本有关法院提出诉讼。

　　而当年侵华日军有关人员也以多种方式，提供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杀害中国人民的证据。这些当年细菌战的参与者人性复归，有的通过日中友好组织，以各种方式向中国人民谢罪、认罪；有的冲破层层阻力，提供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证据；有的多年隐没，临终前把日军细菌战的证据交与后人，希望有朝一日公布于众；有的垂暮之年，病体缠身，自感当年从事细菌战罪孽深重，以拒药、绝食等方式，表达痛悔之情。

　　据了解，提供证据的前侵华日军人员有：第731部队少年队队员田村良雄、第731部队工务班土木建筑员兼司机铃木进、第731部队抄写员铃木春房、驻华北（北平）北支甲第1885部队第三课鼠疫、跳蚤生产技术员伊藤影明、驻广州波字第八六四零部队第一课细菌检验员丸山茂、第731部队成员田中信一和前侵华日军航空员松本正等。

　　据受害人提供的证据证明：1940年10月下旬，日军飞机在浙江宁波地区上空低飞，撒下麦子、面粉、栗子、棉花等物，里面夹有大量跳蚤。几天后，这一地区先后有上百人患鼠疫，除个别人幸免外，其余全部死亡，有多户全家死绝。当时，经有关卫生检疫部门检验证明，日军飞机抛撒物夹有鼠疫菌。

　　日本“日侵华军细菌实验战调查团”先后四次来华。1991年8月，他们在浙江义乌市江湾乡，会见了当年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幸免于难的五位村民。其中，64岁的王来勇回忆，1942年10月上旬，日军飞机在空中撒下白色烟雾，落在村里不久，老鼠大量死亡，村里许多人发病，口吐白沫或咯血而死，一天最多死亡20多人。这个市的卫生工作者曾作过调查，侵华日军当年在义乌市崇山村造成鼠疫流行，死亡者达380人。

　　前侵华日军驻广州波字第8640部队细菌检验员、班长丸山茂证实，1942年，他所在的日军细菌战部队曾向广州南石头粤港难民收容所秘密使用细菌战剂，杀害中国人上千名。1995年，丸山茂来中国，按日本人谢罪方式，剃成光头，泪流满面地跪在“粤港难民之墓”前认罪谢罪。事后，他向有关人员一一指证当年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