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之乡”，抚州为何被这样称？
其中缘由自然是因为该地“盛产”才子。宋朝至清朝这段期间抚州一共出了两千多位进士及第者，此外还有不少像王羲之、徐霞客这样的历史名人前来抚州任职或者游历，继而留下诸多名作。说到抚州就不得不提其下辖的临川区，因为倍为著名的临川文化就是以临川为中心发展至抚州其它县区的。临川文化起始于秦汉时期，但是真正得到快速发展则是在宋朝。之后直至明清时期，临川文化都是备受瞩目的。 据相关资料统计，从宋朝开始直至清朝灭亡，抚州地区一共诞生过两千多名进士及第者，其中包括1029名举人以及731人进士。其中北宋时期非常著名的文学家“二晏”：晏殊与其子晏几道就是抚州临川人。此外，“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以及“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陆九渊也都是抚州人。知名戏曲作品《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同样也是抚州临川人。 抚州除了“自产”才子之外，还有不少才子慕名前来这个“才子之乡”或定居或游历。像同样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原本是江西南丰县人士，后来来到抚州临川定居。明代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也曾来到临川游览。唐朝著名文学家王勃也曾在游历了临川之后在《滕王阁序》中写下“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这一句话。 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抚州依旧维持着“才子之乡”的人设。近现代时期出身抚州的各界著名人士丝毫不逊于古代时期。比如说被称为“四八烈士”之一的近代教育家黄禄祥，名字被拿来给县城命名的烈士周建屏，以及国际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他们都是抚州人。由此可见，抚州当真是文化之邦。
为什么抚州叫才子之乡？
临川自古文风昌盛，英才辈出。早在唐朝，著名才子王勃在他所写的传世名作《滕王阁序》中，就发出过“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的由衷赞叹，“临川之笔”成了“临川才子”的代称。至宋，又因科举连捷，流光溢彩，被著名学者董震誉为“人才之乡”（见《候鲭录》）。到了明朝中叶，随着赣东民谣：临川才子金溪书的广泛传播，“人才之乡”便被人民大众改称为“才子之乡”。长期以来，临川人民既引以为荣，又深感过誉，一直把它作为鼓励鞭策、奋勇上进的精神力量。
兴于宋
临川自东汉和旁永元八年（96）建县，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由于历史的机缘，大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诗人谢灵运，戴叔伦，词人冯延已，文学家刘义庆，文学评论家钟嵘，史学家杜佑等，都在这里做过地方官，对临川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
在战争频繁的五代，北方王、李、曾、晏陈等世家大族相继避难南来，卜居临川。临川人口逐渐增多，生产迅速发展，商业、手工业日趋繁荣。到了北宋初期，已经出现了“翳野农商”、“贾货骈肩”（张保和《罗城记》）的盛况。当时，北宋统治者采取“兴文抑武”的政策，大力发展学术教育，偏重开科取士，对科举录取的进士奖赐有加，考取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的，更荣于作战立功的武将，一时文风大盛。在这一封建文化高涨的时期，著名文学家曾巩，叶梦得和大诗人陆游相继来临川居住或宦游，大力举办教育，传播文化，境内“各地学馆林立，释耒耒吕而事笔砚者，十之六七”（清乾隆《临川县志》），苦读书，应科举成风。
正是宋代的科举制度，导致临川人才激增。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80）至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境内先后有129人考取监生，205人考取贡士，525人考取举人，446人考取进士。进士中，北宋135人，占32.58％，南宋305人，占67.42％。中榜人数之多，在江西各县名列前茅。尤其是嘉定十六年（1223）年一次考取12人，宝庆二年（1227）一次考取18人，咸淳元年（1265）一次考取22人，分别占全国录取进士总数（每次300人）的4％、6%和7.33％。“儒林传为美谈，公卿耸观，朝野震动，盛称临川为人才之乡”。（董震《东发日钞》）
宋代，临川人通过科举踏入仕途，有2人官至宰相，2人膺任节度使，4人官拜御使史，17人官任尚书、侍郎，10人担任知府、剌史，俱各政绩显著，特别是晏殊，王安石，不愧为临川才乡出类拔萃的人物。晏殊在宋仁宗时担任宰相，“大兴学校”、“力进贤才”（欧阳修《神道碑铭》）延续北宋初期和中期的“太平盛世”，名垂后世。王安石在宋神宗时担任宰相，“矫世变俗，推行新法”（《宋史•王安石传》），改变北宋积弱积贫的局面，功著千秋，他的“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坚定执着，一往无前的改革精神，至今仍然在国内外产生深刻影响。
在两宋文坛，临川也是人才济济，各领风骚。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峭拔，政论性强，与韩、柳、欧、苏、曾等称为“唐宋八大家”。他的诗、词雄奇精炼，脱俗不群，与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并称为“北宋四大家”。他和欧阳修主持诗文革新运动，反对华而不实的文体，提倡晓畅明白的文风，把诗文创作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晏殊和他的幼子晏几道，作呕称“临川二晏”，都是北宋词坛上的杰出人物。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南唐花间派的词风，开创了北宋有名的婉约词派，被后人誉为“倚声家之初祖”。同一时期，境内还有王安礼、王安国、王雱（世称“临川三王”），谢逸、谢薖（世称“临川二谢”），危稹、危和（世称“临川二危”），陈郁、陈世崇（世称“临川二陈”）汪革、饶节、邬虑、刘龠、欧阳辟、俞国宝、邓名世等一批文人才士，在诗、文、词、赋上的成就也很高。据《苕渔隐丛话》引述《复斋漫录》：“元佑中，临川谢无逸地黄州关山杏花村馆驿，遇湖北王某，江苏褚某，浙江单某，福建张某等秀才。四人知其来自临川，戏以‘曹植七步成诗，请群七步为词’相谑。逸行五步，词成，挥毫疾书《江城子》一阕于壁：‘杏花村馆酒旗风，水溶溶，飏残红，野渡舟横，杨柳绿荫浓。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夕阳楼上晚烟笼，粉香浓，淡眉峰，记得年时相见画图中。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标致隽永，情辞俱妙，遂以‘五步成词’闻名江南。”谢逸与谢薖、汪革、饶节并称为“临川四俊”。饶节还被诗人陆游誉为“诗僧第一”，都是“江西诗派”中的重要成员。邓名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著有《春秋论说》、《春秋类史》、《古今姓氏书辨正》等书370余卷，在姓氏考评上成就尤高。
南宋时期，临川才乡还升起一颗耀眼的明星，一代名医陈自明。他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写成《妇人大全良方》24卷，成为中医妇产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又敢于创新，主张外科外敷内服，辩证施治。敢于突破禁区，最早从事“乳岩”（乳癌）的观察和研究，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盛于明
元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动荡不安。临川比较著名的人物只有针灸名医席弘、法律专家张绍、地理学家朱思本。
明朝建国后的一百多年，社会比较安定，农业、手工业、商业在经历了一段恢复时期之后，得到稳步的发展。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明令全国府、州、县学及农村私塾一律用《四书》、《五经》作教材，同时又改变两宋以诗、赋、策论取士的作法，实行八股文取士，并且强制知识分子应召为官。“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均见《明史•学校志》）。在这种笼络、高压政策的影响下，临川的人才迅速走出低谷，重新兴旺发达。
明代临川的人才，仍以科举为阶梯。从洪武到崇祯，境内先后有213人考取监生，364人录为贡士，302人乡试中举，166人进士及第。通过考试，先后有383人入仕，其中御史4人，巡抚总督1人，尚书侍郎8人，布政使3人，知府27人，知州21人，总兵、守将11人，担任同知、知县的多达136人。入仕人数是宋代130人的2.9倍。职官中，有中央的，有地方的，有文臣，有武将，有内政，有外交，有义士，有诤臣。人才结构的群体性和多样性，“比两宋有过之无不及”（李绂《临川县志》序）。
“前有陈、罗、章、艾，后有汤、邱、帅、祝。”陈际泰、章世纯、艾南英四人饱读经史，博学多才，所作时文风靡一时，是誉满江南的四大才子，邱兆麟与祝徵、帅机并称为三大名士，邱作诗才思敏捷，用词造句，常能化腐朽为神奇，别开生面。祝的文章师承王安石，劲骨奇姿，博大精深。帅机作赋，即景生情，妙笔生花，所作“两颂”（《平西夏颂》、《出阁讲学颂》）“一赋”（《南北二京赋》），深为明神宗赏识，“公卿竟相传抄，纸为之贵”（《明才子传》）。
汤显祖是明代杰出的戏剧家。他一生际遇坎坷，在政治上很不得意。万历二十六年（1598），他弃官归里，家居临川18年，从事著述，完成他的不朽巨著《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世称“临川四梦”。“临川四梦”以《还魂记》的成就最高。《还魂记》又称《牡丹亭》，是一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戏剧杰作。三百多年来，一直受人称赞，久演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梅兰芳、言慧珠、俞振飞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曾联袂演出他的折子戏《春香闹学》和《游园惊梦》，引起轰动。以后又拍成电影，发行全国。1981年和1982年，北方昆剧院、上海昆剧团先后将它搬上舞台。连续演出，场场爆满。现在，这部历史名剧已被译成日、德、法、英、俄等多种文本，在许多国家（地区）演出，评价极高。汤显祖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在历史和天文学领域，也是群星璀灿，引人注目。著名文史学家徐奋鹏花了半生的精力，写成可与《资治通鉴》相比美的《今古治统》20卷。该书在国内并未引起重视，但传到日本后，却被统治者视为“佐治之妙药，兴国之良方”（赵翼《曝檐杂记》），在明治维新中起过一定作用。著名天文学家吴昊，通过细心观察，精密计算和反复实验，纠正了旧浑天仪的误差，制成星象位置更准确的新浑天仪，其制作技术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明代，临川还出了许多正直、爱国人士。“一朝诤臣”傅朝佑，一生嫉恶如仇，先后6次上书弹劾奸相周延儒、温体仁，一次又一次遭到迫害，最后一次被活活打死在金銮殿，至死仍不妥协。爱国商人朱均旺，身居日本，情怀祖国，目睹日本反动势力阴谋侵略朝鲜、中国、愤慨万端，前后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回国，密报军情，使明朝得以预先准备，及时调整部署，援助朝鲜，取得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胜利。傅朝佑坚持真理，朱均旺爱国爱乡，使境内从明朝起就获得了“正气在临川”的声誉。（陈元慎《临川县志》稿）
起伏的清朝和民国
清代，虽然沿袭了科举旧制，继续采用八股文取士，同时还扩大了录取名额，增加了“捐纳”新规，康熙十七年（1678），又开设博学鸿词科，以延揽人才。但由于在文化思想上实行严酷的控制，严禁文人结社，大兴文字狱，许多人都把读书入仕视为畏途，这就给临川才乡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从清王朝建立到宣统三百多年间，通过各次科举考试，境内只有187人考取监生，306人考取贡士，202人考取举人，101人考取进士。录取进士的人数是两宋的25％，明代的66％。入仕后，有37人担任朝官（御史3人、侍郎4人、内阁中书10人、翰林院8人、各部主事12人），121人担任地方官（知府5人、知州9人、同知3人、知县73人），武职（总兵、把总、镇守）9人，合计167人，比两多28％，比明朝少56％。
这一时期，临川入仕者居高位的不多，但在都才华出众，为世人注目。一代名臣李绂，历事康、雍、乾三朝，历官文本巡抚、直隶总督及工、户、吏、礼、兵5部侍郎，敢于为民请命，弹劾贪赃枉法的河南巡抚田文镜。敢于秉公执法，查清陈元龙等82万余两贪污银两。敢于快刀斩乱麻，疏通津沽漕运，缓解京城粮荒，政绩显著，获得清世宗“奉国罄心”的奖励。一代才士李来泰，“博学多识，工诗善文”（纪均《阅微草堂笔记》），康熙十八年（1679）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力挫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七八十名名儒宿学，夺得高魁，再次为才乡争得了声誉。循吏纪大奎，任四川什邡知县时，“兴利除弊，发展生产”（《江西通志•临川人物列传》），深受当地士民爱戴。清官马汝良，任山西黎城知县时，巧断大案、要案。铁面无私，为受害者伸冤解恨，时人称为马青天。爱国志士英华维翰，任吉林呼兰知府时，“雷厉风行查禁罂粟，力阻外轮驶入呼兰内河”（《呼兰地府志》），保护了人民利益，维护了国家主权，“东北舆论，交相称许”（见《吉林志》）。
在学术界，有“理学盛于南，文学兴于北”之说（李如旻《二水楼文集》）。李绂（荣山人）、纪大奎（龙溪人）都是出生在区内的理学名家。前者著有《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学谱》、《阳明学录》，力图调和朱、陆学说。后者著有《观易外编》，用“易”的观点解释、发展阳明理学。两人都很有成就，很
有影响。李如旻李宗翰、李联琇、李瑞清都是诗文高手。李如旻的文章冠绝一时，与李绂并称为“南北二李”。李宗翰、李联琇文学韩愈、欧阳修，摇曳生姿。诗宗李商隐，沉博艳丽，是当时江西文坛上的佼佼者。李瑞清是全国知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他善于以篆作画，以画入篆，画花卉惟妙惟肖，绘佛更是栩栩如生，日本书画界不惜重金求购，誉灌东瀛。
民国时期，虽然废了科举，兴了新学，但因战争频繁，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教育事业受到摧残，加上社会迅速的变化和各种复杂的矛盾，境内只有300多人考取大学、中专。所出人才，军界有2个中将，5个少将。政界有2个专员，14个市、县长。学界有12个教授、副教授。人数之少，连著名学者游国恩都发出了“才乡不才”的感叹。
从事科技教育事业的，有北京大学工商法律系教授吴英荃、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易锡麟、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辛膺、盲人教育家万维章、乡村教育家桂瑞藩、唐式麒。桂瑞藩创办的桂桥小学，为临川、抚州、进贤、南昌、丰城、东乡、南城、南丰、崇仁、宜黄、乐安、余干、高安等13个县市培养人才，桃李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