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灾,古代是如何赈灾救灾的?

我国是一个地震比较多的国家。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顽强地和地震灾害进行斗争，留下了历史悠久的地震记录。早在公元前19世纪，中国古人的开始了对地震的记载。《竹书纪年》写道：“夏帝发七年（公元前1831年）泰山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载，距今已有3800多年了。在公元前780年（周幽王二年），我国已开始详细描述地震。当年陕西发生一次大地震，《诗经》上作了详尽的描述，其大意是：闪闪的电光，轰轰的雷鸣，这种不祥的描象，多么叫人不能安宁。千百条河流在沸腾，巍峨的山顶在塌崩，高岸变成了低谷，深谷变成了丘陵。《春秋》、《国语》和《左传》等先秦古籍中都有关于地震的记述，保存了不少古老地震记录。从汉代开始，地震就作为灾异记入各断代史的“五行志”中了。宋元以后地方志发达起来，地震也被作为灾异记入志中，地震史料大大增加。除了这些官修的正史，方志外，许多私人写的笔记、杂录、小说和诗文集中也有地震的记载，而且往往附有生动的描述。历代的一些“类书”，如宋代编的《太平御览》、清代编的《古今图书集成》等，还按分类收集了不少地震资料。此外，碑文中也有历史地震的记载。

　　在我国3000多年的历史资料中，记载的地震至少有近万次，其中破坏性地震近3000次，8级以上特大地震约18次。这些记载的时间之久远，内容之详尽，都是举世无双的，是世界上最悠久、最完整的地震历史资料。但是就是这么多的震灾也给古代人们带了巨大的损失。在这里选取具有典型性的地震进行分析，以明我国古代的地震对人们生命财产的破坏和人们在抗震过程中取得的重大进步。

　　
两汉的震灾——天灾与人祸交织的腰斩王朝

　　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自然灾害的群发期，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两汉宇宙期”。其重要表征就是地震频率明显增多。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说:“秦汉四百四十年中，灾害发生了三百七十五次之多。计旱灾八十一次，水灾七十六次，地震六十八次。”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时期共发生两次地震,分别在秦王嬴政十五年(公元前232年)和十七年(公元前230年),都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因此,邓云特所统计的68次地震皆在两汉时期。另据王会安、闻黎明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中的统计数字，两汉时期共发生地震118次,平均不到四年就发生一次,足见两汉时期地震之频繁。

　　在这些众多的地震中，较为严重的是以下几次。公元前70年6月1日，在山东的诸城昌乐一带发生了7级的大地震，当时的《汉书·五行志》中记载“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北海邪坏祖宗庙城廓，杀六千余人”。143年10月后，在甘肃甘谷西发生了7级的地震，伤亡惨重，在《后汉书·五行志》中记载“建康元年正月，凉州部郡六地震，从去年九月以来至四月，凡百八十地震，山谷饬裂，坏败城寺，伤害人物”。180年秋，甘肃高台西发生了7.5级的地震，损害极大，根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灵帝光和三年秋-四年春酒泉表氏地百八十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顿,县易处,更筑城郭”。

1、《生死不离》——成龙

2、《承诺》——成龙等群星

3、《大爱无言》、《与爱同行》——于文华

4、《与你同在》——宋祖英

5、《海阔天空》——刘德华

6、《震不碎的心》——高凌风、白冰冰等

7、《人间真情》——李丹阳

8、《我们中国人》——李宇春、何洁、谭维维、苏醒、俞灏明、王铮亮

9、《中国英雄》——谭维维、艾梦萌、张亚飞

10、《我们有爱》——张靓颖、周迅等群星

11、《心心相连》——群星

12、《爱与希望》——林俊杰

13、《壮志在我胸》——王宝强

14、《We are together》——苏醒

15、《我知道你会来》

16、《我们众志成城》

17、《汶川请不要哭泣》

18.张学友的--你可以为这世界付出更多

19.李宇春--和你一样

20.我们的家

21.生命的歌唱

22.就因为爱

23.征服天堂

维利·勃兰特的历史认识勃兰特曾说“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作为一名德国人和德国政治家,勃兰特不回避德国在二战中曾经犯下的罪行。勃兰特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法西斯德国在波兰的大屠杀,“从1939年9月遭受突然袭击时起,到恐怖令人战栗地结束时止,波兰一直担惊受怕,这是单纯的数字所无法表达的。波兰人民付出六百万人的牺牲———这一数字几乎包括它的全部犹太居民。在波兰的土地上,发生了大规模灭绝犹太儿童、妇女和男人的事件———仅在奥斯维辛就杀害近四百万人。”1970年12月,勃兰特访问了波兰,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在与波兰签署联邦德国与波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纲领性文件———《华沙条约》后,勃兰特在电视讲话里说,“象奥斯维辛这样一些名字还将长久地为两国人民所牢记,并将提醒人们,人世间是可能出现地狱的;我们曾亲临其境。然而正是这一经历迫使我们决心抓住未来的任务。逃避现实会制造危险的幻想。对这项条约、对和解、对和平的肯定,是对德国全部历史的信奉。”1973年6月,勃兰特访问了以色列,成为第一位访问以色列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以色列的亚德瓦谢姆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念《圣经》。勃兰特称“耶路撒冷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我最后一个重温过去的地方。……然而耶路撒冷却是最重要的一站,因为它完整地体现了我们黑暗的过去。它要我们承认作为德国人的责任。”勃兰特尊重人民,并与人民站在一起。在谈到战后是什么力量使自己从挪威回到德国时,勃兰特说:“不是祖国征服了我,而是人民,是经历了专制、战争和崩溃之后又试图在自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生活的人民。是的,是人民使我重新成为德国公民,是他们每个人那种惊人的工作热情,是他们那种完成任何工作的能力,是他们那种相互帮助的精神。”二战结束后,德国被大国一分为二,并且处于美苏两大阵营的最前沿。联邦德国建国后的阿登纳政府采取倒向西方阵营的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西方的对抗局势。为了给联邦德国营造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勃兰特顺应民意,积极推动“新东方政策”,推动与东方国家的和解。勃兰特为此不惜牺牲个人尊严,做出了举世震惊的“华沙之跪”。勃兰特称“华沙之跪”也是要与人民在一起。“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认罪,而是因为我想和我国人民在一起,也就是说和这样的人民在一起,他们当中也出现过犯有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人。那个举动不仅仅是针对波兰人的,而且也是针对德国人的。……因为许多人,甚至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独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勃兰特认为,虽然不能把罪过归于所有德国人尤其是战后的德国人,但并不说明德国人对那段历史毫无责任。尽管勃兰特称自己对那段历史“问心无愧”,“把罪过归咎于我国人民和我这一代人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罪过只能由某个人去承担,绝不能让人民或下一代人去承担”。但是,勃兰特同样强调,自己和其他德国人对纳粹上台负有责任。“尽管我很早就离开德国,尽管我从来没有支持过希特勒,但用句委婉的话说,不能排除我应负一定的责任,或者称为连带责任。……我们应该自问:希特勒为什么能掌权?应该回答这个问题,这不仅因为有千百万人愚蠢地追随他,而且还因为其他的人都未能制止他。”作为政治家,勃兰特不仅自己能够正视历史,而且有勇气代表本国人民为历史负责,打开与东方国家的和解之门,其主要做法就是推行“新东方政策”。勃兰特说新东方政策的目的在于探索同东方达成“妥协和和解”。“新东方政策”的重要一环是缓和与波兰的关系。为此,1970年12月勃兰特访问了波兰。勃兰特称自己的华沙之行是不得不代表自己的同胞“去接受一次历史的考验”。勃兰特称自己对“华沙之跪”这个行动“并不感到差耻”,“在德国最近的历史的重负下,我做了当用语言无法表达时人们会做的事情;我以此来悼念千百万受害者”。谈到自己1973年6月的以色列之行,勃兰特称其以色列之行“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新德国的代表”。耶路撒冷之行“要我们承认作为德国人的责任。它告诉我们,我们过去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应该忘记或抹掉”。对于在亚德瓦谢姆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念《圣经》一事,勃兰特称“就像在华沙时一样,我对自己说不能仅仅面无表情或激动地献一个花圈完事。……我想有所表示,不愿意无动于衷。我反复地对自己说,应该有个举动,它对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有利,为未来打通一条道路。”

古代的我国，科技水平落后，政治失能，救助才能底子无法敷衍巨大的灾祸，结果是有灾就有荒。灾荒加剧，不只摧毁了社会生产力，而且愈加促使灾荒频频，构成恶性循环。公民无力反抗，只得颠沛流离，卖儿卖女，乃至发作“父子相食，行人隔绝”的惨事。 同时，灾荒关于前史开展也有重大影响，一场天灾来临，它直接破坏了社会的安稳，饥民们无法果腹，然后导致此伏彼起的农民起义，最终引起朝代的更迭。所以，赈灾是历朝政府注重的大事，即便在那些干戈四起的王朝晚期亦如此。可是，赈灾作用怎么呢？ 东汉末年，天灾人祸不断。汉献帝兴平元年，这一年军阀混战，地震蝗灾不断，旱灾从四月一向延续到七月，三秦大地赤野千里。汉献帝刘协避开正殿工作，想用这种办法恳求降雨，同时差遣官员整理在押的罪犯，宽宥赦宥犯了轻罪的犯人。而这个时分，谷一斛价格涨到了五十万钱，豆、麦一斛价格二十万钱，普通大众底子无力接受如此昂扬的粮价，开端呈现了人们相互残食的悲惨剧，白骨累累，民不聊生。 献帝让侍御史候汶拿出太仓里的大米和豆子，为饥民做糜粥来充饥，可是通过几天仍是看不到饿死民众的削减，献帝开端置疑有人在分发赈灾粮食中成心克扣。所以，亲自在御座前测验米豆究竟能够做成多少米粥，最终才得出其间的确有不实之处。便差遣侍中刘艾出宫责怪有关主管的官员，所以尚书令以下的各级官员都跑到宫门谢罪，一同向皇帝奏言，要把候汶抓起来，严峻检查其所作所为。刘协听完后，不只没有收押候汶，还专门下诏书：“实在不忍心把候汶交给司法部门处理，能够仗打五十。”大众现已到了“人相食”的地步，而他关于克扣大众救命粮的候汶只是处以仗击，其不明事理，不辨是非，不知轻重至此！ 古代救荒办法中，除了减免徭役，开仓放粮，以工代赈等，还对由于灾荒而造反的饥民进行除盗和宽刑。而控制者也会自我束缚，涵养德行进行进行祈禳。天灾本来是自然现象，是一种不以人的毅力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外在表现。可是我国古代，由于崇尚“天然感应”的思维，把天灾看成对人事的昭示，如果政治清明时，大众安居，则会来临祥瑞，如果政治浑浊，天则降灾异以斥责。 这种“天人感应”的思维最早呈现于先秦时期，我国有名的古代经典《易经》上就曾经有：“天垂象，见吉凶。”这等于把灾异工作与人事联系起来了。天有异象是对人事的警示，是天意对国家政治得失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思维真实变为大成，是在汉朝。当时通过大儒董仲舒进一步的整理和提高后，构成了系统化的天然感应学说。 所谓“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发，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异以惊骇之。惊骇之上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粗心是，灾祸是上天的斥责，灾祸的本源来自于国家的差错，国家的差错刚萌发，上天便出异象来正告，正告后，不知改动，那么就以惊骇正告，惊骇都不知改正，就要来临灾殃赏罚。 董仲舒这种灾异天谴的观念，将职责推给君臣失德，因而采取修德方法免灾，也就变成整个封建王朝的惯用规则。虽然现在看来，缺少科学，行为乃至滑稽，可是必定程度制约了君主独裁和擅行。 其办法大致有几个方面，一种是“避正殿”，后来也被称之为“避正寝”，有时分简称为“避移”“避寝”。“素服避正殿”的雏形最早出自商汤，《吕氏春秋》上记载：“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天主鬼神伤民之命。’所以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天主”。这种带有激烈殉道精神的祈求，成为后世君主仿效的榜样。从汉朝这一仪轨正式建立，一向到清朝，各朝都有“避正殿”的做法。其间所谓“素服”就是君主和大臣都要着白衣，乘白车、白马，全身丧服，表达悲伤、自责之情。而“避正殿”是指君主不在正殿朝会，而是要“坐东西堂”。正殿本来是君主处理政务的当地，脱离正殿表明不处理政事。“避正殿”中还包括五天内不再处理政事，表明对自己过错施政的检讨。现在有些官员违法被查举，赏罚中有停职检讨之类的办法，亦似乎与此迥然不同。别的，在“避正殿”期间，尽量中止干戈，不生战事。 另一种，是君主下诏自责。比如，汉章帝建初元年三月，山阳、东平地震，章帝下诏自责：“朕以无德，阿谀大业，夙夜栗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推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法不中，可不忧与！”这种自责，即便现在读来，也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模范。除了皇帝自责，部属臣僚也要自责。尤其是三公。他们是皇帝手下重要高级官员，帮忙皇帝处理国家政务，关于灾荒的呈现具有不行推脱的职责。一旦发作灾祸，三公就是渎职，便要主意向皇帝上书，供认自己的不称职，而且恳求皇帝给予治罪、辞去职务或许退休。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有官员引咎辞去职务准则，这些当然与我国古代“天人感应”不相干，可是结果却很类似。官员负起职责是任何一个正常政府都必须注重的工作，否则，民意尽失，大众求告无门将严峻损伤执政根基。 除了以上两种，还有一种是改元，也就是更换年号以到达禳灾的意图。不过，这种改元率意而为，不只不能帮助救灾，还添了诸多麻烦。 我国历代都有自然灾祸，灾祸品种跟着社会开展越来越多，灾祸的频次也越来越高，虽然历代朝廷都采取了防灾救灾办法，可是一向未能阻挠这一趋势的开展。 两宋一共控制三百多年，元朝控制九十七年，但元代的自然灾祸发作的频次却远远高于两宋。 到了明代，国祚两百七十六年，灾祸竟然到达了一千零十一次之多。明朝嘉靖年间关中大地震，逝世人数高达八十三万余人。据《嘉靖实录》中记载，一场地震，导致“二千里人烟几绝”的惨状。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电视里面演的也不一定是假的，甚至电视里面关于这类的情节可能就是史实。在那个时代某一个地区发生的灾难，比如说遭遇了洪水，那么统治者想要知道是哪一个地区发生了灾害，就算快马加鞭去传递灾害的消息，估计也得一两个月吧。 消息到了皇帝手上，也需要想出一定的对策，比如说和大臣们商议，应该拨多少赈灾款，让谁押送这批赈灾款，去灾难区赈灾，等所有事情都决定清楚了，并且把粮食准备好了。赈灾的车队将会出发，带着这么多的粮食，一两个月的路程又要变长了。 大概要两三个月，才能真正把所有的粮食发送给百姓。因此在那个科技水平落后的时代，赈灾所需要的东西就是粮食和银子，所需要的人就是士兵以及官员，所需要的时间是几个月，传递消息的也是书信和信使。把这些所必须的事情都连接起来，就能完成赈灾了。

古代的中国，科技水平落后，政治失能，救济能力根本无法应付庞大的灾害，结果是有灾就有荒。灾荒加重，不仅摧毁了社会生产力，而且更加促使灾荒频繁，形成恶性循环。人民无力抵抗，只得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甚至发生“父子相食，行人断绝”的惨事。同时，灾荒对于历史发展也有重大影响，一场天灾降临，它直接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饥民们无法果腹，从而导致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最后引起朝代的更迭。所以，赈灾是历朝政府重视的大事，即使在那些兵戈四起的王朝末期亦如此。但是，赈灾效果如何呢？ 东汉末年，天灾人祸不断。汉献帝兴平元年，这一年军阀混战，地震蝗灾不断，旱灾从四月一直延续到七月，三秦大地赤野千里。汉献帝刘协避开正殿办公，想用这种方法祈求降雨，同时派遣官员清理在押的囚犯，宽宥赦免犯了轻罪的犯人。而这个时候，谷一斛价格涨到了五十万钱，豆、麦一斛价格二十万钱，普通百姓根本无力承受如此高昂的粮价，开始出现了人们互相残食的悲剧，白骨累累，民不聊生。 献帝让侍御史候汶拿出太仓里的大米和豆子，为饥民做糜粥来充饥，但是经过几天还是看不到饿死民众的减少，献帝开始怀疑有人在分发赈灾粮食中故意克扣。于是，亲自在御座前测试米豆到底能够做成多少米粥，最后才得出其中确实有不实之处。便派遣侍中刘艾出宫责备有关主管的官员，于是尚书令以下的各级官员都跑到宫门谢罪，一起向皇帝奏言，要把候汶抓起来，严厉审查其所作所为。刘协听完后，不仅没有收押候汶，还专门下诏书：“实在不忍心把候汶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可以仗打五十。”百姓已经到了“人相食”的地步，而他对于克扣百姓救命粮的候汶仅仅处以仗击，其不明事理，不辨是非，不知轻重至此！ 古代救荒措施中，除了减免徭役，开仓放粮，以工代赈等，还对因为灾荒而造反的饥民进行除盗和宽刑。而统治者也会自我约束，修养德行进行进行祈禳。天灾本来是自然现象，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外在表现。但是中国古代，因为崇尚“天然感应”的思想，把天灾看成对人事的昭示，如果政治清明时，百姓安居，则会降临祥瑞，如果政治污浊，天则降灾异以谴责。 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中国有名的古代经典《易经》上就曾经有：“天垂象，见吉凶。”这等于把灾异事件与人事联系起来了。天有异象是对人事的警示，是天意对国家政治得失的一种态度。而这种思想真正变为大成，是在汉朝。当时通过大儒董仲舒进一步的整理和升华后，形成了系统化的天然感应学说。 所谓“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异以惊骇之。惊骇之上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大意是，灾害是上天的谴责，灾害的本源来自于国家的过错，国家的过错刚萌芽，上天便出异象来警告，警告后，不知改变，那么就以惊骇警告，惊骇都不知改正，就要降临灾殃惩罚。董仲舒这种灾异天谴的观念，将责任推给君臣失德，因此采取修德方式免灾，也就变成整个封建王朝的惯用规矩。虽然现在看来，缺少科学，行为甚至滑稽，但是一定程度制约了君主独裁和擅行。 其措施大致有几个方面，一种是“避正殿”，后来也被称之为“避正寝”，有时候简称为“避移”“避寝”。“素服避正殿”的雏形最早出自商汤，《吕氏春秋》上记载：“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这种带有强烈殉道精神的祈祷，成为后世君主效仿的楷模。从汉朝这一仪轨正式确立，一直到清朝，各朝都有“避正殿”的做法。其中所谓“素服”就是君主和大臣都要着白衣，乘白车、白马，全身丧服，表达悲伤、自责之情。而“避正殿”是指君主不在正殿朝会，而是要“坐东西堂”。正殿本来是君主处理政务的地方，离开正殿表示不处理政事。“避正殿”中还包括五天内不再处理政事，表示对自己错误施政的反省。现在有些官员违法被查举，惩罚中有停职反省之类的措施，亦似乎与此大同小异。另外，在“避正殿”期间，尽量停止干戈，不生战事。 另一种，是君主下诏自责。譬如，汉章帝建初元年三月，山阳、东平地震，章帝下诏自责：“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栗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法不中，可不忧与！”这种自责，即使现在读来，也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典范。除了皇帝自责，下属臣僚也要自责。尤其是三公。他们是皇帝手下重要高级官员，协助皇帝处理国家政务，对于灾荒的出现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旦发生灾害，三公就是失职，便要主动向皇帝上书，承认自己的不称职，并且请求皇帝给予治罪、辞职或者退休。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有官员引咎辞职制度，这些固然与中国古代“天人感应”不相干，但是结果却很相似。官员负起责任是任何一个正常政府都必须重视的事情，不然，民心尽失，百姓求告无门将严重伤害执政根基。 除了以上两种，还有一种是改元，也就是更换年号以达到禳灾的目的。不过，这种改元率意而为，不仅不能帮助救灾，还添了诸多麻烦。 中国历代都有自然灾害，灾害种类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灾害的频次也越来越高，尽管历代朝廷都采取了防灾救灾措施，可是一直未能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 两宋一共统治三百多年，元朝统治九十七年，但元代的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却远远高于两宋。 到了明代，国祚两百七十六年，灾害竟然达到了一千零十一次之多。明朝嘉靖年间关中大地震，死亡人数高达八十三万余人。据《嘉靖实录》中记载，一场地震，导致“二千里人烟几绝”的惨状。